大家好,我是黃盈盈,我今天講的是“小姐研究二十年”。我第一次研究是1999年的寒假,在深圳下沙,這樣的一個農民樓里面。我記得特別清楚,當時我住在501,是500塊錢一個月。
▲ 深圳下沙的農民樓
那個樓里住的基本都是到深圳打工的打工妹、打工仔,當然也包括小姐。我的樓下是四個媽咪的地盤,在附近的小巷子里至少有十幾家小發(fā)廊。剛開始我就在這個巷子里遛來遛去,希望可以認識一個小姐,讓她帶我坐進發(fā)廊。
大概在一周以后我如愿以償,后來那些認識的媽咪跟小姐就跟我說,瞅著你吧,天天在那里遛來遛去,也不接客,看著也不像是便衣,也不像是記者,我們琢磨著你大概是個被香港人包養(yǎng)的二奶。
我的研究就是這樣的一個開場。我們師門的田野調查故事寫在了這本《我在現場》里面,出版的時候已經是2017年了。
▲ 黃盈盈與學生們合著的田野調查筆記《我在現場》
這二十年里,我從一個碩士一年級的學生,到現在留校任教,我的生活發(fā)生了蠻大的變化,下沙以及我們去過的紅燈區(qū)基本上也已經面目全非。小姐的生活,她們的處境又怎么樣了呢?我時常在想,小姐于我的意義是非常顯在的,可是我對于小姐的意義又在哪里?
作為一個研究者,我越來越感受到自己能力的局限,以及一種深深的無力感。今天之所以還有信心站在這里,大概是這么多年來至少我還在堅持著一些觀察跟思考,當然,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心平氣和地走進小姐人群,了解她們的生活。
1999年~2002年:四川、深圳、東北
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在三個大背景下展開的,1999年到2002年的時候,我關注的是勞動力市場、非正規(guī)就業(yè)、職業(yè)流動,這樣一些議題。
我記得特別清楚,在四川,當時有一個家里開發(fā)廊的男大學生,他跟我們聊天,他就說,四川是一個小姐培訓基地,小姐到這從事了這一行,熟悉了就開始流到其他地方去了,比如說流到深圳。四川的那個小鎮(zhèn)非常有意思,90年代初招商引資,想建成開發(fā)區(qū),可是開發(fā)區(qū)沒有建成,紅燈區(qū)建成了。
后來我們去了東北,東北那個時候有非常嚴重的下崗潮,很多婦女瞬間就被甩出了體制之外,相當多的人進入到了性產業(yè),比如說足療、按摩。
1999年~2002年:新疆、云南、四川、寧夏、廣西
差不多是在2001、2002年的時候,我們開始在艾滋病防治的背景下關注小姐以及嫖客。我們的研究不光是關注小姐,當時我們在四川跟云南,跟不同階層、形形色色的嫖客做了180多個訪談,試圖從他們的角度看一看性產業(yè)。
2010年至今:山東、天津、深圳、云南、廣西
2010年開始一直到現在,整個環(huán)境發(fā)生了非常大的變化,大家可能知道大掃黃。這個時候我跟潘老師(潘綏銘),我們去了六七個地方,看掃黃帶來的影響,包括這個產業(yè)里的人如何去應對掃黃,以及掃黃的效果怎么樣。2014年到現在,我跟學生也會關注那些服務于小姐人群的草根組織的發(fā)展,他們非常了不起,但是他們的處境很困難。
▲ 二十年來,小姐研究的田野調查地點。
在一個跨時空、多主題的比較與聯系里,包括跟不同的主體對話,我覺得可以看到一幅比單一的田野點更為完整的小姐景象。
這張圖大致可以描繪出小姐的人物關系,我通常稱之為性產業(yè)ABC掃盲圖。大家可以看到,或者說你也能想得到,在這幅圖中處在中心位置的是媽咪、小姐跟嫖客。
可是很多人不會注意到,這個圖里其實卷入了非常多的社會力量,包括研究者、警察,包括草根組織的人,也包括小姐的男朋友、她老家的人,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在這個紅燈區(qū)里。
我尤其要提醒一下的是,在這個網絡圖里有一群非常重要的人,但是卻經常被忽略,就是社區(qū)里的老鄉(xiāng)、鄰里,比如說賣鞋的,賣穿的,還有一些小診所。
如果你這個關系處理得好,那是一個保護力量,或者是支持型的力量,這個關系處理不好,可能就會成為一個舉報者。我不知道大家對于舉報是什么感覺,抓現場是很難的,抓到了通常都是因為被舉報。
中國有多少小姐?
我做小姐研究被問到蠻多的一個問題是,中國到底有多少小姐?我沒有答案,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對于小姐的定義是什么樣的。
當然在法律里有一個說法,在不特定的男女之間以金錢、財物為媒介發(fā)生不正當性關系,這樣的行為是賣淫嫖娼??墒沁@個跟非小姐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,如果你界定都不清楚,怎么讓我去說到底有多少小姐呢?我覺得沒人知道這個數據。
比如有一批小姐是兼職小姐,白天去小賣部當營業(yè)員,晚上可能就去夜總會,去站街。那咱們怎么算這一批人呢?
誰是小姐?哪位小姐?
這個產業(yè)里的分層也是很嚴重的,站街的小姐跟天上人間的小姐,那可差了去了,這能是一樣的小姐嗎?我朋友跟我說,這個差距大概不亞于教授跟助教的差別。
我們自己的研究涉及比較多的是小發(fā)廊,一百塊錢到兩百塊錢的小費,大概是這樣價格的小發(fā)廊。主要是因為天上人間太貴了,田野調查都做不起。
我們在云南的時候,在一些小公園里也碰到過被當地人稱為“織布雞”的一批女孩,她們一邊織毛衣一邊在公園里站街,大部分客人都是從礦區(qū)來的。她們的價格就寫在腳底板上,客人來了之后,一只腳一抬,寫著三十塊錢,你要是嫌貴,講價,就另一只腳一抬,二十塊。
還有2005年在四川做調研的時候,我們去板板茶里訪談嫖客,來的基本上都是五六十歲的嫖客,咱們也不要叫老嫖客了,就是嫖客,五塊錢你可以擺一下午的龍門陣,喝一下午的茶,然后再花二三十塊錢順便找一個小姐。
在云南還有一種形式叫摸摸舞廳,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聽說過,基本上是花十塊錢進入一個舞廳,然后燈光開始暗下來,大概會放四五支曲子,故事就發(fā)生在這四五支曲子期間。
所以你能看到,小姐工作的場所實際上差異性非常大。即便是同一類場所,它們內部的管理形式,以及權力關系也是非常不一樣的。
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象媽咪,你們會不會想起來還是像韋小寶那個電影里,有一顆大黑痣那種特別兇的老鴇?但實際上在紅燈區(qū)里,怎么說呢,各式各樣的人都有。
我們確實碰到過有一些雞頭或者媽咪控制力比較強,可是在深圳,還是2001、2002年,我們也碰到過這種情況:幾個小姐合起來雇了一個媽咪。如果你這個媽咪有能力幫我上街拉客,客源好,那我們付給你臺費,如果你能力不行,對不起,我們另雇一個。
為什么做小姐?
我被問到最多的一個問題可能還是,這些女孩子到底為什么做小姐?這個問題也很難回答,你要是問我為什么當老師,我也得給你編半天。因為一個人要做什么事情,尤其是做什么職業(yè),你想一想,沒有一個特別單一的理由——喔,我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理想去干了這樣一個事情——我覺得這是很難的。
但是我們不妨可以去聽一聽,這些女孩子自己是怎么看待這樣的事情的。從1999年一直到現在,我聽到了非常多的想法,我稍微挑出來一些。
這里每一句話背后都是一個人生故事。比如這位,說“這是我的命”的姑娘,她剛開始是去勞動力市場找工作,結果碰到了媽咪,那個媽咪帶著一點哄騙性質地把她帶到了紅燈區(qū),開始端盤子做臺。
后來她不想干了,就出去了,在勞動力市場又找了另外一份工作,給人家當保姆。接下來會發(fā)生什么事情呢?大家如果腦補一下電影場景可能可以猜得到,她被男主人欺負了,就又出來了。
她出來后又找工作,在同一個勞動力市場又碰見了原來那個媽咪,她就覺得,我也甭折騰了,這就是我的命吧。這是她的一個宿命論式的總結。
說“刮風下雨也要去”的是一個大姐,那是在2010年,正好大掃黃。我們當時想,掃黃這么厲害,你們都不要命的嗎?為什么還要去做摸摸舞廳?好像也賺不了太多錢。這位大姐說,她老公在醫(yī)院住著,兩個孩子她養(yǎng)活,我不去賺錢誰去賺錢?而且她說我也沒有什么其他的技能,我現在只能靠這個。
這位說“這是我的生活方式”,大家聽到可能會覺得有點詫異,這不是現在,這是十八年前我碰到的一個姑娘。那個姑娘家境并不是太壞,她父母是中專的老師,她自己是獨生子女。她入行之前是做了準備工作的,她問了她的醫(yī)生朋友怎么保護自己。
她就覺得我想過一過這樣的生活,覺得比較自由。她說,這就是我為什么現在要在這個地方,先耍一段時間,我自己就是這樣想的。
最讓大家跌眼鏡的可能是最后一句吧,“我從來不敢說,其實有時候我還挺享受的”。這個話在平常的研究中我們也是聽不到的,你想有誰會這么說?大家都知道小姐是受歧視的,你做小姐都已經要被人罵了,完了你還說我挺享受的,絕對會被罵死。
這句話是在我們在認識了她四五年之后,在一個內部的討論會上她跟我講的。但最觸動我的,是她在講完了之后深深地嘆了口氣,說,黃老師,我今天終于可以把這個話說出來了。
大家知道它為什么觸動我嗎?她并不是沒有這樣的想法,可是我們周圍的環(huán)境,不允許這樣的說法出現??墒菍嶋H上這么想的人,或者說有這樣認識的人,一定是少數嗎?不見得。
她說,要驕傲地活在陽光下
說這句話的人就是小美媽媽,小美媽媽是在四十多歲的時候,才從內地到香港去做“一樓一鳳”?!耙粯且圾P”是這樣的,在香港,一個房間里有一個小姐,沒有問題,它不是違法的。但如果你上街去拉客,就違法。你如果一個房間里有兩鳳,不只有一鳳,也違法。
小美媽媽現在五十多歲了,她是那種非常積極地學習知識,非常積極去做生意的人,她還上了很多課,有一堆的證書。
她有一套理論,她覺得客人也不容易,既然來找你,也是為了尋求某一種安慰。所以“來者是客”,特別善意地對待他們,她說話特別得人心。
下面這張就是她在我們中國性研究國際研討會上的發(fā)言,她說,不管你是因為什么原因做了小姐,你要活得自在,要驕傲地活在陽光下。
▲?小美媽媽在中國性研究國際研討會上的PPT
因為我要來一席演講,前兩天我給她發(fā)了一個微信,我說小美,我要做一個公開的演講,我能不能用你的故事,放你打了碼的照片?她說沒問題,然后她告訴我,她現在在海邊買了一個小房子,正在積極地籌劃老年生活。
小美媽媽是特例嗎?不是。1999年,我在深圳下沙認識了另外一個姑娘,叫阿鳳,她是我當時關系比較好的一個姑娘。當然她們里頭我有關系好、有關系差的,有些姑娘我實在處不來。
阿鳳就是跟我關系特別好的,也是她帶我坐進了發(fā)廊。她自己做小姐,偶爾也會做媽咪。在她的床頭上,我現在都記得她擺著一本書,是關于怎么處理男女關系的。她會積極地去想怎么能多賺錢,跟我抱怨了好多次她的媽咪不會做生意。
她有一次就跟她的媽咪說,哎呀你看,楊姐,這個日光燈白兮兮地打在人的臉上,什么斑點都看出來了,你得繞上一些彩紙,這樣的話燈光打下來才會柔和,斑點都看不見。
雖然有一些小姐確實不是這么積極,可是阿鳳跟小美媽媽這樣的例子,至少在我的研究中并不少見。
小姐可能是自愿的嗎?
有人或許會說,小姐可能是自愿的嗎?他們覺得,在性產業(yè)這樣的環(huán)境里,在性別不平等如此嚴重的背景之下,這些女孩子一定是被迫的,而這些女孩子因為自己身在其中,她可能不知道,就像魚在水里不知道自己身上是濕的(Fish never know she is wet),所以不可能有自愿的情況。
我自己總覺得,在現實面前,這樣的論述多少有一點輕飄飄,是帶著很大啟蒙色彩、高高在上的傲慢。在生活中磨煉出來的生存之道與生活智慧不應該被忽視,它們有很大的力量。
小姐擔心什么?
這種力量不僅僅是用來做生意,還要用來處理工作中會碰到的各種風險??赡軙惺裁达L險呢?首先當然是被警察抓、罰,以及來自警察跟客人赤裸裸的身體暴力。
大家都知道做小姐在中國是非法的,最近剛剛把收容教育取消了,但是行政處罰法依然是存在的,也就是被處以五千元以下,十五日以內的行政處罰。
雖然明文上寫的是處罰五百到五千塊錢,可是在現實中,我碰到過非常多案例,可能你花了幾萬塊錢,這個人依然被關在里面。因為有人會趁機說,你看你被抓起來了,你給我一點錢,我有關系幫你把人撈出來,實際上不一定能撈得出來。
可是當你走投無路的時候,你可能也會相信這樣的話。然后你花了很多的錢,出來了,你就要做更多的生意把這個錢給賺回來。
大家不要小看被警察罰的恐懼,我現在印象都很深刻,1999年我在下沙的發(fā)廊里坐著,忽然有一個姑娘大叫一聲說,大檐帽的來了,也就是警察來了,大家嘩一下就散掉了,我就嘩地跟著她們跑。
然后跑了一半我就想,我跑什么勁兒呀?我一般是很小心的,我兜里會揣著學生證,還有我們系里開的證明??墒窃谀莻€場景之下,人的恐懼是很自然的一個反應,不是理智可以決定的。
而有一些客人就欺負你是非法的,我就欺負你不敢報案,所以還存在威脅、搶劫,甚至小姐被殺害的情況。還有一些客人在做了這樣的事情之后,甚至帶有某一種道德優(yōu)越感,覺得自己好像還為民除害了。
在這個產業(yè)里面還有一個風險,因為它的歧視性,就會有一個匿名的色彩。
如果你們還記得我剛才說的,那個刮風下雨也要去摸摸舞廳的姐姐,她當時還接著說了一句話,掃黃我不怕,頂多就是我受一點苦,但是如果在這個過程中被媒體曝光了,我就跳樓。
所以我在這里也說一下,警察叔叔跟記者朋友們手下留情,至少你打個碼。
大多數人能夠想得到性病、艾滋病,可是實際上性病、艾滋病在蠻多小姐的日常邏輯里排在比較靠后的位置,也就是第五、第六位,因為她們覺得這個是可以預防和治療的。但是剛才說到的那些風險,反而是天天要去面對的。
性等級
小姐為什么會需要面對這么多風險?顯然跟這些女孩子以性來謀生有關。這樣商業(yè)性的性行為,在很多社會,在很多性與性別的文化里,是被歧視的。
Gayle Rubin是我非常喜歡的性研究者,也是一位人類學家。她在《關于性的思考》中用到了一個概念,叫性等級,或者性階序。每個社會都會根據一定的道德規(guī)范,在性方面把不同的人群進行分層。社會對待處在不同等級位置的性與性別人群的社會態(tài)度不同,法律制度的介入也不同。
圍繞著“好的性”和“壞的性”,社會的很多力量卷入了長時間的爭論里。好的性,比如說一夫一妻的、婚姻內的、為了生殖目的的、異性戀的性,可能會被歸類為好的、正常的、自然的性,受到推崇,置于性等級的頂端;而變性的、異裝的、SM的,包括商業(yè)的性,就被認為是違反自然的、有罪的,壞的性。
它的意義不僅在于告訴我們,性方面是被分了等級的,更重要的是提醒我們,這個等級是如何被劃出來的?誰有權力來劃這條線?憑什么有些人因為性與性別的不同,不符合某些人設定的規(guī)范,就要受到歧視,甚至面臨被清掃的境地?
當然,這個等級在不同的社會中是不太一樣的,而且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變化。
性產業(yè)也發(fā)生了變化
不說長久的,就最近二十年以來,我們觀察到了性產業(yè)的一些變化。比如匿名性受到挑戰(zhàn),我剛剛說,因為歧視,一般人是不希望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干這一行的,你要跑得遠遠地去干。
可是2012年,我們在廣州做調研的時候,我訪談完兩個女的出來之后,當地人問我說,黃老師,你知道她們是什么關系嗎?我說不知道,因為剛才分開訪問的,也沒有細問她們的關系,我理解的就是兩個小姐合租做生意。人家說不是,她們倆是婆媳關系,婆婆帶著媳婦在賣淫。
大概2014、2015年,我去云南,在一個朋友的帶領下去了當地的紅燈區(qū)。其實不是做研究,但是有職業(yè)病,到哪都得去看看紅燈區(qū)。去了就發(fā)現有一個女孩子,她以前做小姐,現在做媽咪了,然后她媽媽也在,幫她管理賬目。這樣的事情還是蠻挑戰(zhàn)我們以前的認知的。
除了這個之外,這個產業(yè)的性別多元化開始更加地顯現,不是說以前不存在,但是至少這幾年見光度越來越高。我今天講的主要是小姐人群,但實際上這個產業(yè)里還有MB人群(money boy),就是男性性工作者,還有跨性別性工作者,像東北他們有時候自己就叫自己“妖”,我有朋友在做這樣的研究。
還有嫖客的老年化,依然是說以前不一定沒有,而是最近幾年在社會的可見度上在增加,我也有朋友專門是做老年嫖客的研究。我自己在2010年的時候,當時在天津,也是在朋友的幫忙下,跟一些站街的小姐,其實是老姐了,跟老姐們聊,就真的有大爺是拄著拐杖來的,找小姐。
實際上有一個問題是,大家是怎么理解“嫖”的?其實“嫖”可能不一定是赤裸裸的那種性,有可能他要找的是一種安慰,或者是找人跟他聊聊天,肌膚的接觸。
還有就是在小姐人群內部,也出現了蠻大的代際差異,70、80、90,現在00后都開始出現了。
我們當時訪談的70后,也就是我這個年代的小姐,她們就覺得現在的小姑娘太不一樣了,她們當時辛辛苦苦賺錢、養(yǎng)家,或者把錢存下來以后做點小買賣,“你看看現在這些90后,沒錢了去賺,賺完了就玩,也不知道做點理財之類的。”
當時2010、2011年左右,我們在云南的一個小夜總會里邊,進去之后嚇一跳,門廳那兒掛著一個警示牌,大概是經理寫的:禁止跟客人搶歌唱,禁止跟客人搶酒喝。那就意味著有一些小姐是這樣,姐自己要玩開心了,我不僅是賺錢。所以客人肯定是會投訴了,這到底是誰給誰服務?經理干脆就把那個警示牌,直接當成是員工守則一樣掛在那。
睜眼看現實的勇氣
其實剛才講的所有這些事情,我們都可以放在更大的社會背景下去看。邊緣的議題,往往反映的是主流的問題。小姐身處邊緣,但她們處在被討論、被治理的中心。
尤其是在社會急劇變遷、社會問題層出的時代,小姐常常成為替罪羊和出氣口,這樣的議題也特別容易挑戰(zhàn)人們的神經。Rubin也說過這樣一句話:在性的議題上,經常是魔鬼學的成分大于性社會學的成分。換句話說,我們缺乏的是睜眼看現實的態(tài)度和勇氣。
當然,現實是復雜的。社會學告訴我們,社會是分層的,生活邏輯是多樣的。歷史學告訴我們,我們的認知跟情感是在變化的,污名也是有歷史的。
賀蕭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歷史學家,她在《危險的愉悅》這本書里寫:
民國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爭史上有著積極的論述與地位,但是隨后在同情憐憫的語境中,娼妓被描繪為是可能蔓延性病,敗壞風氣,攪亂社會秩序的無知基層女性,進而被構建為是關乎國家健康與民族進步的社會問題。
那么,“小姐”到底是個什么問題?
(20世紀初)一位上海婦女向男人出售性服務究竟意味著什么,是因娼門層次的高下和時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的。所有的參與者都在無形之中影響了對娼妓問題的認識理解……于是,研究娼妓業(yè)及其變遷對理解上海社會多個階層的思想和社會習慣具有啟示作用。又因為娼妓問題的辯論往往在地區(qū)或全國性書刊上進行,故這一研究也能勾勒出20世紀中國社會有關(性)社會性別與現代性爭論的概貌。
這里的20世紀初,我個人覺得換成21世紀一點問題都沒有。只是我們關于性、性別、階層、經濟、政治這樣的議題呈現了更加多重性的特點,而這里的書刊可能變成了網絡。小姐不會消失,爭論依然會繼續(xù)。
最后我想說的是,當我們試圖用文明、道德的利刃,去指向他人的生活時,請不妨停下來想一想,我們是在用誰的道德標準,綁架的又是誰的生活?
在復雜的現實與社會的分層之中,請更為公允地去思考道德秩序。而在不同的生活境遇與生計可能性之下,也要正視不同人的活法,更為善意地去對待我們與他人的關系。
都不容易,我活,也要讓別人活。
謝謝大家。
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:一席(ID:yixiclub),作者:黃盈盈